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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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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上海报人的收入

       包天笑(1876-1973),初名清柱,又名公毅,字朗孙。著名报人,小说家。1903年到上海,在上海时报馆工作,编辑《时报》副刊《余兴》,同时为有正书局编辑《小说时报》、《妇女时报》,并在小说林社兼职。参加南社。1919-1921年为文明书局编《小说大观》,1922-1923年为大东书局编辑《星期》周刊。又为《滑稽画报》任文字编辑。1935年,在上海《立报》,继张恨水之后接编《花果山》副刊。抗战胜利后定居香港。1973年在香港逝世。

       近代上海是中国的报刊业中心,因此报人职业群体最早在上海出现,而且也最具规模。1872年,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创办中文报纸《申报》,设编辑部“尊闻阁”,先后聘请华人钱昕伯、何桂笙等主持报务,职业报人随之出现。

       20多年后,即1893年,英国人丹福士等在上海办《新闻报》,亦聘请华人袁祖志、孙玉声等主持报务。《新闻报》历时时间也相当长,仅次于《申报》,且经营相当成功,在相当长时间与《申报》并称。至此,上海报人遂成为一种稳定的职业。进入20世纪,特别是民国以后,上海报业迅速发展,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报人群体亦颇具规模,仅申、新两报的员工已近千人。

       报人通常又可细分为总编、主笔、编辑以及新闻记者等。新闻记者是直接由报馆派出采访新闻的人,出现相当晚,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新闻报》、《时报》等上海部分有实力的大报才开始聘用新闻记者,名记者同名主笔一样,也是各报馆争夺的稀缺资源。

       作为一个现代职业群体,报人的收入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状况以及社会地位。报人的收入主要包括薪水、兼职收入以及福利待遇。其中,薪水是报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影响报人薪水收入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报业的整体发展状况,二是报人所担当的不同职务。

       随报业发展状况变动的报人收入

       大体上,在报业的起步或萧条的时期,报人不受重视,薪水收入也比较低。报业繁荣时期,报馆之间竞争激烈,为网罗人才,各报馆往往不惜高薪聘请资深的总编或名主笔。

       晚清是上海报业的初创阶段,仅《申报》、《新闻报》等几家报纸,特别是在晚晴时期,报纸的发行量很小,《申报》在史量才接办之前发行量未超过7000份,《新闻报》的发行量比《申报》大一些,但是在民国初年也未超过20000份。那时报人的工作也比后来要清闲很多,收入也不高,通常月薪从十余元到几十元不等,《申报掌故谭》曾记述《申报》老报人当年的生活窘况:他们虽然荣膺了“买办”或“师爷”的头衔,可是生活是十分清苦的。那时最高的薪水只有四十元,余则依次递降,最低的只有十余元。饮食、洗衣、理发,以及笔墨之费,均取给于此。虽然那时生活程度尚低,但总已觉得周转不来。据说那时的何桂笙,月薪三十元,他生平喜欢买书,每月总有一半的钱用在买书上面,所以常常陷于身无分文的困境,只好每天独自一人,跑到杨柳楼台,泡上一壶茶,买几个烧饼充饥。(《申报掌故谭•买办和师爷》,《申报馆内通讯》第1卷第4期。)

       袁祖志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之孙,其时也是沪上有名文人和资深报人,《新闻报》创办时他任总编纂,月薪也仅20元。

       早期的报人中,收入比较高的是新闻报馆的孙玉声,据他自己回忆:余在《新闻报》、《申报》、《舆论时事报》等,任职近二十年,其间主宾之款洽、待遇之优厚、起居之安适、时间之从容,以《新闻报》最为深惬我心。馆主斐礼思君,虽系英人,而办事殊水乳交融,深明大体,馆谷彼时虽不甚丰,最多时月只百金,然在当日已不为菲。(孙玉声:《报海前尘录•公余逸趣》,《晨报》1935年,复旦大学馆藏复印件。)“要指出的是,当报人每月有近百元的高收入,这在当时是一特例。”

       直到20世纪初《时报》创办以后,上海的报业竞争激烈起来,报人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时报》创刊于1904年,当时《申报》已有30多年的历史,《新闻报》也创办有10年,但《时报》非常有朝气,很快就成为老牌的《申报》、《新闻报》的竞争对手。

       《时报》报人的薪水也比较高。包天笑在1906年入时报馆工作,老板狄楚青给他的待遇是月薪80元。此前,包天笑并无报业工作的经验,刚刚进入报馆,就有这样高的薪水,包天笑自己也很满意,因为他知道他的一位毕业于南菁书院的同乡,素有文名,进申报馆当编辑,月薪只有28元。包天笑的薪水后来加到150元。

       《申报》在史量才接办前,员工的薪水也不高,主笔张蕴和也只有40元。但是《时报》给主笔和编辑的高薪,带动了上海名报人的薪水上涨。史量才接办《申报》,高薪从《时报》挖走陈冷,薪水每月300元。陈冷在《时报》的薪水是150元。

       民国以后,尤其是二三十年代,报人的薪水普遍高起来,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当时报馆总经理收入300元,总编辑、主笔150-300元,编辑80元左右,驻京通讯员100元左右。

       其次,因担任职务不同,报人之间的收入差别也比较大。1925年金雄白入时报馆时,时报馆编辑的收入是每月60到100元,校对每月25到40元。金雄白的职务是练习校对,每月薪水只有12元。而当金雄白任“四社”(编注:上海英文《大陆报》、《时事新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驻京办事处主任时,已经是有多年外勤工作经验的资深外勤记者,他当时的待遇是月薪186元,其中6元是夜间的点心钱,他自己也认为这在当时已经是不低的收入。

       事实上,当时有些资深总编辑、名主笔的收入更高。《新闻报》的资深通讯员陶菊隐在1936年后定居上海,进新闻报馆,主要工作是写专栏和协助报馆老板汪伯奇处理事务,月薪由当通讯员时期的200元升至300元。和报馆其他职员一样,年终也有三个月特酬。《文汇报》初创时期,严宝礼给徐铸成的薪水每月高达400元。有名的特约通讯员、外勤记者收入也不在名主笔之下。黄远生当《时报》的特约通讯员时,每月薪水达200元。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报馆通常会根据员工的具体职务制定详细的基薪标准。如在申报馆,基薪分特等和一、二、三、四、五等,每等又分三到四级,基薪最高的是社长,为155元,最低的是工友,只有42元。

       此外,在经营状况好的报馆通常员工的薪水也比较高。上海的报纸中,《新闻报》的经营状况一直是最好的,因此员工的薪水比上海其他报馆都高。据统计,1946年,新闻报馆的普通工友的薪水比申报馆高出近30%。

       早期报人的兼职收入

       除了薪水外,兼职收入亦是报人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早期《申报》和《新闻报》报人都是文人出身,有“洋场才子”之誉,他们能诗善文,其中不少人还擅长字画。如何桂笙擅画,早期《申报》的广告栏中,不时可以见到他的登出润格,依据画的大小,润格半元到一元以上不等,估计卖字画也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之一。

       进入20世纪,随着上海教育、出版等各行业的发展,有专长的报人往往有比较固定的兼职工作。

       包天笑是近代上海著名小说家,也是资深报人,他在时报馆当编辑的同时,还受曾孟朴之邀,到小说林编译所编辑小说杂志《小说林》。每天上午9点钟工作到12点钟,每月薪水40元,这样加上时报馆的80元,每月就有120元的固定收入。业余时间,包天笑还写小说,每天可以写四五千字。当时一般小说的市价每千字2元,但包天笑的小说后来涨到每千字3元。此外,包天笑还一度在女子蚕业学校、城东女学和民立女中学教过书,每小时的报酬是半元到一元。民国以后,又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负责编小学国文教科书,每日下午1至5点钟,薪水40元。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报人兼职更普遍。陈布雷在任《商报》主笔的同时,兼职工作就换了多次,先任商务印书馆韦氏大辞典编译,后辞职,应修能学社之聘任国文教员,月薪90元。1924年6月,又辞修能学社教职,应通商银行经理傅筱菴之聘,入通商银行任文书员,月薪70元。又应胡政之约,每周为《国闻周报》撰时评一则,薪金50元。

       事实上,当时的《商报》经营状况一直不好,常常欠薪,陈布雷主要靠兼职收入维持家用。不仅如此,据说有一次报馆资金周转实在困难,连购买印报纸张的资金都不够,于是陈布雷和报馆的几位同仁凑集80元购买纸张,报纸次日才得以照常出版。
出现较晚的福利待遇

       福利待遇也可视为报人的一项收入。报人享有福利待遇应是比较晚时候的事情,而且只有《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大报有条件为员工提供较多的福利待遇。

       最早为员工提供福利待遇的是新闻报馆。早在汪汉溪任《新闻报》总经理时,就实行过对有特殊困难的报馆员工给予照顾。当时报馆有一位员工突发精神病,无法继续工作,但是报馆仍然坚持每月发给他薪水,直至其去世,并且还为他办理丧葬。后来新闻报馆又制定员工福利待遇办法,内容包括为员工每年加薪、年终双薪以及为员工购买寿险等等。到了40年代,新闻报馆的福利制度更完备,报馆员工均享有子女助学金、丧葬抚育费、退职金、医药诊疗等方面的福利。

       申报馆的员工也享有福利,只不过因报馆经营状况不及新闻报馆,因此福利待遇要低于新闻报馆,申报馆一份1947年内部资料将两家报馆福利待遇逐项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申报馆员工福利约为新闻报馆员工之七折强,主要原因是经营状况不及《新闻报》。

       申、新两报之外,《大公报》的福利待遇居第三位。据1946年进报馆的一个练习生回忆:“《大公报》工作稳定,福利也比较好,供应食宿,早晚有车接送。年终奖金分甲、乙、丙三等。甲等三个月奖金,乙等两个月,丙等一个半月。职工结婚有三个月的工资,一个月婚假,可以报销部分医药费,父母死亡有丧葬补助费,子女入学有补助费等。”(刘诚:《我对《大公报》的点滴回忆》,《大公报•大公园》(香港版)2002年5月8日)。

       申、新两家报馆还为员工的日常生活方面提供便利。新闻报馆常常出面与沪上商号、医院联系,希望为自己的员工提供优惠或者便利,如新闻报馆员工在中央照相馆照相,可以享受七折优惠;新闻报馆员工家属在大德医院妇产科儿科就医,可以享受对折优惠等等。申报馆的生活设施也很周到,报馆内设经济食堂,员工可以在食堂就餐,报馆四楼还设有理发室,收费只有在外面理发的五分之一。1948年底,上海发生米荒,申报馆员工不少人家中几乎断炊,馆方想办法为员工从外地购米,低价配售给员工。

       大体上,近代上海报人在当时属于中等以上收入阶层。民国时期,总编、名主笔、名记者的收入在150至300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教授的收入,普通编辑、记者在40到80元之间,这与中学教师的收入相近。

       探讨上海报人收入这一话题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深刻反映出近代上海城市的高度商业化特质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报人依托高度市场化的报业,报业的盛衰、报馆经营好还是差直接影响报人的收入,上海文化、教育乃至于经济的发展状况又影响到报人兼职工作的机会。同时,报人职业的日益专业化、报馆内部分工的专门化,这反映了现代社会越来越细的分工。现代社会的市场化、专业化、专门化,从上海报人的收入中可以窥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方面在近代上海发展得最为充分。■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

       摘自东方早报20130226  C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