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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寻踪

        六千年的历史,从东海一隅的小渔村到闻名于世的国际大都会,您是否想了解她身后的沧桑与辉煌?

        两百余处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六百余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百余处博物馆、纪念馆,这千余景点您是否不知从何看起?

        本栏目收录了大量极具参观价值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古迹及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相关资料,提供三维地图直接缩放定位和分类检索定位等多种搜索方式,是您了解上海丰富历史文化的好帮手。

北外滩记忆 大码头和小维也纳

王蔚秋

       上海历来被称为大码头,而上海港口中真正的“大码头”,不是人们熟知的“十六铺”,而是渐被遗忘的汇山码头。

       提篮桥,曾被称作犹太人的诺亚方舟,附近的舟山路、霍山路、唐山路则是“小维也纳”。汇山码头就在提篮桥南侧。

       今天,这里是北外滩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所在地,也被称作上海世博的“水上门户”。      
 
      本篇让我们回到老上海的北外滩,回望老上海人心中的大码头和小维也纳。

岁月沧桑“大码头”
       汇山码头东起秦皇岛路,西至公平路,岸线长约825米,为客货运码头。

远洋航运的重要港埠
       上海远洋的历史从三国时期开始,吴国在上海地区曾多次探寻从长江口通往日本的航路。南宋末,上海成为江南新兴贸易港口。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成 为我国七大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明永乐元年(1403年),户部尚书夏原吉奉旨开范家浜连接黄浦,致使江面宽阔,大船可直达上海县境。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上海设立海关。19世纪60年代,形成上海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定期航班。清同治元年(1862年),沿海辟上海至宁波定班客运航线。后扩展有南至香港、北至秦皇岛,东至台湾基隆、高雄等15条航线。
       19世纪70年代起,苏伊士运河开通,欧亚可直达航运,轮船吨位日趋大型化,于是出现了专业码头公司,其间英、美、德各国洋行和轮船公司也在黄浦江中下 游沿线建造码头、船坞。轮船招商局组成后,突破了轮船码头均为外商把持的局面。招商局收购兆丰路(今高阳路)东侧的耶松码头,改建成为招商局北栈码头,后 又购进耶松老船坞,清光绪三年收购旗记码头,两处连接组成招商局中栈码头。由于吃水较深,经常停靠远洋轮船,区别于十六铺一线的近海沙船码头,人们把这一 岸线的深水码头就叫“大码头”。
       “大码头”连接着天津、福州、长沙、台湾等“洋务运动”的重要口岸。中国正是从这个“大码头”驶入了近代经济时期。
 
淞沪会战中日军据点
       甲午战争后,光绪二十九年,麦边洋行将汇山码头连同其在长江航线上的轮船,以250万日元的价格卖给日本邮船会社,改建为日本邮船会社码头,这个钢筋混凝 土码头全长260米,前沿水深7米,是当时上海港最好的码头。码头后方建有仓库10座,总容量4万吨,另有露天堆场可堆货8000吨。
       1920年,日商在上海已有三井上码头、三井下码头(洋泾港码头)、老摆渡码头(日清汽船码头)、黄浦码头、大阪商船大阪码头(杨树浦码头)、汇山码头、 新汇山码头(日本邮船浦东码头)、张家浜码头、扬子码头(海洋社码头)、宝隆码头(东洋铁路公司码头)、益昌码头(大仓码头)等12座,占上海港码头总长 24%。汇山码头到杨树浦码头连成一体,可同时靠泊多艘远洋客货巨轮,因而又被民间俗称“外国人大码头”。
       1937年淞沪会战,汇山码头是日军重要据点。8月20日,宋希濂带领中央警卫军改编的36师接令攻打汇山码头。码头内的日军借助江上军舰的炮击和楼房上 日军发射的密集炮弹,使中国士兵的尸体堆积在铁栅门前。汇山码头一战,36师伤亡570人,日军死伤400余人。张治中的战时“机密状况报告”记录:“命 中虽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由于火力不足,我军激战终日,终未得手。“抗战胜利后,汇山码头为美国驻沪海军司令部占用。
       1949年后,汇山码头与华顺码头统称汇山码头,分为客运与货运码头。沿海客运站位于码头西部,又称公平路客运站,是上海港主要的海洋客轮泊岸。货运码头以装卸杂货与钢铁、建材为主。
近年来北外滩优越的地理位置,备受关注,目前各类项目投资总额超过405亿元,集聚各类航运服务企业和管理机构2000余家,成为国内航运服务机构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犹太难民的“小维也纳”
       北外滩向内延伸就是提篮桥。提篮桥,凝聚着犹太民族特有的勤劳、智慧和坚韧,融汇着他们的善良、屈辱和血泪。这里,在上世纪那场世界大战中有一段特殊的历史。

虹口见证屈辱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迫于法西斯的铁蹄,许多国家对犹太人停止签证。但远东有一个民族,默默接受了他们。以色列驻沪总领事Ian Maor 说:“战争最残酷时,他们仍伸出双手、敞开家门,热情接纳从欧洲远道而来的犹太难民。”他们不可忘却虹口。Ian Maor引用一句犹太谚语:谁拯救了一个以色列人的灵魂,就是拯救了整个世界。他说:“虹口及其他上海居民相当于拯救了2万多个世界!他们使以色列犹太民 族和中国人民间的友谊坚如磐石,为犹太民族深深铭记。”
       上海居民曾为他们腾房子、介绍工作,教会他们中国的生活方式——生煤炉、烧中国饭菜……霍山路小学接受难民子女与中国儿童共读。
       现居住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布兰德女士回忆当时在虹口的日子:“也许因为年纪小,当时我并不觉得有多艰苦,和上海人相处中,也从没任何不快。”有一年春节,中国邻居邀请他们全家吃年夜饭,让身处异国他乡的布兰德一家感到阵阵暖意。
       曾在上海生活10年的犹太老人萨拉回忆:“从中国人那里,我们学到很多优良品质。他们谦虚礼让、尊老爱幼。”萨拉在耶路撒冷的家,像一个上世纪30年代 的中国传统家庭。客厅里摆着古色古香的中式雕花方桌和茶几,墙正中挂着一幅仙鹤图,几盏中式灯笼从天花板垂下,柜子里陈列着各种中国传统工艺品,门廊的墙 上挂着一幅老上海外滩的照片。

中欧情调的提篮桥
       奥地利人Paul Rosdy和美国人Joan Grossman拍摄的纪实电影《最后的度假胜地》提到:“上海犹太难民创造了短暂的繁荣。他们开设德国式面包房、奥地利咖啡馆。欧洲来的犹太人在上海的 交响乐坛起了重要作用,很快各种语言的戏剧作品和报刊杂志也由犹太人出版了。”“八•一三”事变后,他们重建塘山路(今唐山路)等街区,舟山路成为商业中 心,还出现不少具中欧风格的房屋。街市上开设了露天咖啡馆、面包房、酒吧、西餐馆。剧场定期举行音乐会、舞会等活动,浓郁的中欧生活情调使不少犹太难民称 这里为“小维也纳”。
       舟山路是当时最主要的犹太难民生活和工作场所,不少工程师、建筑师、服装设计师和艺术家居住在此。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赛尔就在舟山路59号度过他的青少年时代。
       霍山路,今天的便利店装潢面砖和广告牌下是昔日小维也纳咖啡馆的旧貌;屋顶平台,曾是著名的露天聚会场“莫斯考特屋顶花园”;舟山路、霍山路口的维也纳鞋店曾设计制作当年上海最时髦的女皮鞋……
       长阳路24弄9号,是《犹太日报》营业部所在地。长阳路138号,是1939年规模最大的收容所,并曾是伤兵医院和产科医院。

抛掷食物救助难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为了和盟友德国合作,也实行排犹措施。在苏州河以南居住和就业的4000名欧洲犹太难民,不得不匆忙贱 卖家产、店铺,在限期内搬迁到“隔离区”。“隔离区”主要通道全部用栅栏、路障封闭,由日本宪兵把守,区内实施保甲制度,进出要凭通行证。
       犹太男孩Tom Lewinsohn当时随全家从德国逃到上海:“我只记得一个拥挤的地方,所有人居住在一间屋子里,完全没私密性,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被限制在犹太人区里, 食物很少,没有黄油和牛奶。钱非常少,我不得不出去讨钱,得到少量的硬币才能到电影院里学习英文。”当时2万犹太人拥挤地居住在像鸽笼一样的弄堂房子里, 周围架着铁丝网。
       唐山路818弄和765弄作为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曾被日本人在出入口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关于被困在弄 堂里的2000余犹太人活下来的原因有种种猜测,其中最多的猜测,并被后人证实的原因是——居住在周围的善良的上海市民们常年累月地将食物抛掷过界限,用 最原始的方法救助他们。

支持中国民主革命
       上海的犹太人也给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有力的支持,著名的“双 枪”莫理斯•科恩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保镖和贴身护卫;汉斯•希伯——来自德国的作家兼记者,1939年离开上海参加新四军,1941在山东沂南县与日军的战 斗中牺牲。奥地利犹太难民罗生特,1941年4月越过日军封锁线,参加了新四军,并担任军队医务工作的负责人,直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纵队卫生部长,这是 华东人民军队中外籍人士担任的最高职务。
       当时已经闻名欧洲的音乐家威登堡逃到上海后,以教授学生为业,培养了中国一批乐坛优秀人才,谭抒真、黄贻钧、陈传熙等都是他的弟子。战争结束,大批犹太难民离开上海,威登堡仍不愿离开,继续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教授,直至1952年病逝。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来上海避难的3万犹太难民中仍有2.5万人留在上海。美国前财政部长、现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布鲁门•塞尔,13岁时 逃难到上海;92岁高龄他故地重游,在曾经居住过的虹口区舟山路59号、曾做礼拜的摩西会堂、曾经就读的小学旧址,久久徘徊,他说:“没有提篮桥,就没有 今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后裔。”71岁的澳大利亚犹太人沃兹沃泽女士在虹口区摩西会堂拿到了60多年前在提篮桥地区避难时遗失的护照……
       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5年3月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上曾说,如果说纳粹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暴露了人性中最丑陋、最黑暗的一面;那么上 海犹太人的经历表明,即使在当时几乎漫无边际的黑暗中,仍有人性的光辉在熠熠闪烁。中国人的宽容和善良为历史提供了另一面镜子。

转载自《新民晚报》2010年1月3日B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