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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寻踪

        六千年的历史,从东海一隅的小渔村到闻名于世的国际大都会,您是否想了解她身后的沧桑与辉煌?

        两百余处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六百余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百余处博物馆、纪念馆,这千余景点您是否不知从何看起?

        本栏目收录了大量极具参观价值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古迹及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相关资料,提供三维地图直接缩放定位和分类检索定位等多种搜索方式,是您了解上海丰富历史文化的好帮手。

那些金融春秋里的人和事(附照片)

       6月9日是国际档案日,上海市档案馆向社会开放了17592卷档案。这是该馆自1987年12月以来向社会开放的第24批档案,至此,已共计85万卷。

       这里撷取若干与金融有关的档案,与读者一起回味海上金融往事。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因何诞生?上海年代最久的饭店之一的国际饭店,由哪个机构投资建造?中国第一家旅行社的始作俑者是谁?又是谁参与创办了著名的合众图书馆?1933年,有传言可能“落水”的北洋老帅段祺瑞,为何忽然从蛰居的天津南下上海……在市档案馆编研部主任、上海史专家邢建榕的讲述下,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拨开封尘重见天日。

       首家国人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诞生于上海

       现在人都知道,如果在银行的信用记录不良,申请贷款可就成问题了。然而,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债务人是否有信用全凭道德自律,直到信用调查机构的出现。1932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征信所,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创办的此类机构,催生其成立的导火索是1931年发生在天津的一场金融风潮。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天津有一家协和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公司负责人叫奚东曙,是曾任北洋政府执政总理的段祺瑞的女婿,在天津商界可谓“路路通”,很兜得转。各大银行、钱庄趋之若鹜,争相放贷给他。但这奚大公子乃是一名纨绔子弟,没啥真本事,不善经营,又喜欢摆排场、装门面,出手阔绰。时间一长,公司开始走下坡路,最后竟宣布破产。协和公司倒闭后,与之有关的银行、钱庄损失惨重。比如,中南银行天津一家分行,在该公司倒闭前一天,还放款40万,加上以前贷出的180万,共计损失220余万元。当时,整个天津金融市场岌岌可危。消息传到上海,各大银行极为震动。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马上成立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帮助金融业同行了解市场的变化及债务人的信用。

   据档案记载,中国征信所采取的是会员制,按期收取会费。会员得到的回报是可阅读征信所的参考资料,如有需要还可委托征信所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当然需另外交纳费用。非会员也可委托调查,但费用高出会员许多——会员的调查费用,一般每次1元,非会员则在10元左右,英文报告再加4元。

   征信所调查人员的素质颇高,堪称百里挑一。应聘者必须具备“商业经验、流利口才、诚挚态度、机变能力、耐苦精神、商是常识”等六项条件,缺一不可,凡染有赌博、懒惰等不良习气的人,一概不用。征信所人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但专职调查员仅10余人,每人要负责数个甚至数十个行业的委托调查。面对如此大的业务量,人员根本不够,为此征信所还聘请了大量的特约调查员。许多专跑经济的记者,成了征信所的兼职调查员。一些行业内的资深人士,也受聘担任咨询工作,如棉布业的叶笑山、花纱业的穆藕初、绸缎业的蔡声白、化学业的方液仙等。

       征信所成立后不久,便提供了邵万生商号的经营情况报告书。该店是知名老字号,向来声誉卓著,但一段时间因经营不善,出现亏空隐患。征信所了解到情况后,及时通报会员银行,减少了他们的损失,在业内获得好评。据统计,开办半年后,征信所已有基本会员29家,普通会员67家。后来随着业务范围的扩大,沪上中外银行、钱庄陆续加入,截至1935年底,征信所已有会员154家,其中包括30余家外国银行及洋行,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卜内门洋行等。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许多工商企业或迁往内陆地区,或毁于日寇的炮火,信用调查失去了依托。勉强维持至上海解放,中国征信所宣告结束。其历年积存的上千卷行业、公司和个人调查报告书,现在全部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成为近代上海极富历史价值的一座资料宝库。

       国际饭店,金融业涉足房地产的成功案例

   位于南京西路黄河路口的国际饭店是上海年代最久的饭店之一,有三十年代“远东第一高楼”之称。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它是由金融机构投资建造的。1930年,由上海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银行组建的“四行储蓄会”,以45万两白银的代价,购进位于上海市中心跑马厅对面派克路(今黄河路)上二亩七分多的一块地皮,开始兴建国际饭店。这是中国人自行投资建造的第一高层建筑。

       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银行号称“北四行”,与“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齐名,是近代中国最有实力的民营银行,“四行储蓄会”则是它们的联营组织。之所以敲定这笔巨额投资,主要还是考虑银行资金的出路。当时“北四行”投资外汇债券获利丰厚,1931年即有1000万元的收益。

   据曾任国际饭店经理的孙立己回忆:“当时各银行及个人投资房地产的非常多,地皮价格猛涨,这是促成兴建国际饭店的最主要原因;第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是对存户最有吸引力的广告。”

   1934年12月1日,历时三年多建设的国际饭店亮相,上海人仰望巍巍高楼,誉之为“东半球之杰作”、“巍峨雄伟汇现代建筑之精华”。大楼落成后,许多房间被各大洋行、公司以重金租订。底楼作为银行的营业大堂,楼上主要是作为高级豪华宾馆的国际大饭店。在营业大堂的地下室有银行的金库,安装有大小保险箱3400只,库房大门厚达24寸、重达32吨,门上装有密码,可改换拼组密码50万种,可谓固若金汤。

   建造国际饭店,是金融业涉足房地产业的一个成功案例。此后50年间,国际饭店一直作为远东第一高楼,傲视上海滩,“北四行”借此蒸蒸日上。“四行储蓄会”另外一项有名的房地产投资,就是苏州河边光复路21号的四行仓库。该仓库耗资82万元,专门用以存放银行客户的抵押品和货物等。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在此坚守,四行仓库因此名闻全国,也使“四行储蓄会”名声大振。

       中国首家旅行社创始人:金融界四巨头之一

   旅游眼下是一种时尚。但回顾20世纪初,中国还没有近代化的旅游概念,条件也不具备,每到一地,无专人导游、无清洁住宿、交通更是不便。1923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在银行内部设立了旅行部,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开端。1927年,他又将旅行部从银行中分出来,成立中国旅行社,这是国人自办旅行社的开端。

   陈光甫为何涉足旅游业,有一个故事流传甚广:清末民初,我国旅游业为少数洋商所垄断,他们服务的对象只限于外国人和白领华人。洋商不仅收费高昂,而且态度傲慢无礼,根本看不起中国人。陈光甫时常出国,时常受气。有一次洋商办事的人傲慢无礼,令他实在忍受不住,同对方争执了几句,对方冷笑着说:“你不满意,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呢?”陈光甫一怒之下,决心创办中国旅行社。

   上海早期参加旅行的,大多是有文化、有闲钱的人,如外国侨民、公司高级职员等,抵达一地都安排住在当地宾馆,虽然吃住开销不小,都还能应付。到后来,一般市民、学生热衷出游的人愈来愈多,但经济实力明显不如前者,对住宿、吃饭的要求也只求清洁,住宿处能够洗上一个热水浴那就心满意足了。有些游客甚至连住宿费也省了,干脆住到车站候车室内,自称为“穷白相”。陈光甫得知情况后,派人在各大名胜旅游点寻觅适合的宾馆,提供给一般游客住宿,但不是太过考究,就是过于简陋。尤其是一些风景区,缺乏合适的住宿,陈光甫决定自建住宿场所,满足客人的需求。后来俗称的“招待所”,就是陈光甫的首创,实际上就是自建宾馆。

   在全国各地,凡游客可能到达之处,中国旅行社都兴建了招待所。其中声名卓著者如南京首都饭店和西安西京招待所。这两家招待所,后来一直名声遐迩,接待过不少国民党的军政大员。首都饭店由陈光甫聘请美国回来的旅馆专家周良相主持,有46间客房,管理得井井有条,大厨则不惜重金从德国聘请,因此它的德式西餐很有名。

   陈光甫办银行,强调服务至上,故财源滚滚;办旅行社,也讲究体贴入微的人性化服务。在旅行社档案中,有他派出的巡视员“微服私访”各分社的记载:“员工郭如久因拾金不昧,奖励40元。”而对于违纪的员工,轻则记过,重则开除。旅行社对导游的要求很高,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的,当了导游后,还时常要接受培训。陈光甫甚至将他们送至英美进行培训,或从国外请来专家授课。旅行社创办初期,一直没有盈利,有人主张关闭了事,但陈光甫坚决不同意。在他的苦心经营下,至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中旅社逐渐开始盈利,并走向辉煌。1931年春天,中旅社接待日本游客达到3000余人。1935年京剧名家梅兰芳赴苏演出,1936年11届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赴赛,均由中旅社予以安排,并在一路上,派人特别给予照顾。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中旅社还组织了运动员及其他人员在欧洲游历。

       书香银行家叶景葵,参与创办合众图书馆

   在历史上,许多文化事件的背后也有金融之手在推动。一二八事变中,因为日军狂轰滥炸,藏书约46.8万册的东方图书馆被毁,纸灰在大风中满天飞舞,连十里开外的法租界也随风飘落下焦黄的《辞源》、《廿四史》等书籍的残页。图书馆的创办人张元济哀痛不已。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带头捐出15万元巨款以及自己的全部藏书,与其他道同志合者一同重建新馆。该馆即著名的合众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

   叶景葵是近代金融界当之无愧的元老,他掌管的浙兴银行是我国金融史上最早实行董事长制度的银行。不少当时知名的民族工商企业受其扶持摆脱困境:例如:聂璐生的上海恒丰纱厂,范旭东的永利碱厂,穆藕初的郑州豫丰纱厂,荣宗敬兄弟的福新、茂新面粉厂等。

   虽然长期与金钱打交道,叶景葵却是个书香银行家。1917年,藏书家吴昌绶嫁女,挑出所藏40种明刊及旧抄善本,标价千元求售,充当嫁资。叶景葵听闻后大方出手,从此引发了数十年搜集与整理古籍之“癖”。数十年苦心经营,叶景葵倾其积蓄,藏书2800多部,计3万余册。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底本、惠栋《周易本义辩证》手稿、周雪客《南唐书笺注》抄本等,皆为书之瑰宝。

   这当中,最珍贵的稿本,要数从杭州抱经堂购得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手稿。叶景葵刚拿到这部被书虫蛀过的“世间孤本”时,是一大包碎烂不堪的故纸。叶氏“灯下排目整理,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接着请修书高手修补,费时两年,使濒于毁灭的珍品重现,并在著名学者钱穆、张其昀等协助下,考订出手稿为顾氏原稿。

   抗战爆发后,日军铁蹄所至,古籍四散飘零。身在上海租界内的叶景葵,亲眼目睹众多亲朋故旧的藏书散佚,遂于1939年邀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志同道合者,筹设私立合众图书馆。图书馆开办之初,叶景葵捐款15万元,并捐全部藏书。1940年4月,合众图书馆举行发起人集会,选举叶景葵、张元济等5人为董事,组成董事会。现已成为上海图书馆一部分的这批珍贵文献,依然在嘉惠众人。

       秘劝段祺瑞南下,钱新之功不可没

   1933年,有传言准备“落水”的北洋老帅段祺瑞,忽然从蛰居的天津南下上海,予居心叵测的日伪当局沉重一击。在此穿针引线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上海银行家、交通银行常务董事钱新之。

   事情还得从九一八事变说起。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举出溥仪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随即又把魔手伸向华北,拟继续组织傀儡政权,并在京津地区物色合适人选。“北洋之虎”段祺瑞因过去声望显赫,且一向亲日,故成为日本积极争取的对象。天津段公馆一时来人甚多,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就曾数次拜访他,请他“出山”,段祺瑞心思犹豫,未明确态度。

   这事虽机密,还是被蒋介石的耳目探听到。蒋介石获悉内情后,焦虑不安,他知道段祺瑞虽然早已下野,但势力和影响决不容小觑,一旦真的上了贼船,或许还会掀起恶风浊浪。为防患于未然,蒋介石决定设法劝说段祺瑞南下,以脱离日伪的蛊惑,免得到时真的下不来台。不过,要能说动段祺瑞南下,亦非易事,人选很关键。蒋介石想到的最佳人选是钱新之。

   钱新之系近代中国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早在1921年就担任了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担任过交通银行董事长等职,与张嘉璈、陈光甫、李铭同被称为“金融界四巨头”。蒋介石与钱新之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钱新之就与陈其美、陈其采一起办事,二陈又都是蒋介石的恩人,因此蒋对钱新之不仅早已认识,而且十分敬重。蒋介石在北伐最困难的时候,钱新之曾代表周作民等人和“四行储蓄会”,给他送去了40万元,因为事情泄露,还差点被孙传芳枪毙。加上钱新之早年曾在北京担任交通银行总行协理,与段祺瑞也有交往,更与段祺瑞的几名亲信有旧情。以他的身份,即使为日伪侦知,也不易暴露其来天津的真实意图。何况,动员段祺瑞南下的一应开销,也是一笔巨款,钱新之也大方表示,可由银行出面承担。天时地利人和,钱新之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交通银行钱新之档案中,有几份蒋介石与钱新之之间的密电,记载了他受蒋介石委派,前往天津迎接段祺瑞南下的“秘密工作”。1933年1月,钱新之持老蒋的亲笔签名信,前往天津面见段祺瑞,一定要他南下“共商国是”。钱新之到了天津后,没有直接去见段祺瑞,而是先找到了段的亲信曹汝霖、李思浩。钱新之在李思浩的陪同下,前往段祺瑞的寓所拜见。钱新之转告了蒋介石的问候,说等将来国内局势稍微安定后,拟改组政府,请祺瑞出任总统,现请他南下住一段日子。至于条件,一切从优,可以国民政府名义每月拨给生活费2万元。其手下亲信,每月也给1000元津贴。

   段祺瑞本来还在观望,虽觉得日伪难缠,天津决非久留之地,何况落水做汉奸的恶名,谁能承受得起,但又感到没有地方可去,有时还害怕日伪方面加害于他。蒋介石既然谦恭执弟子礼来请他,而且条件优厚,给足面子,不如顺水推舟,于是答应了邀请。不过他在别的场合,矢口否认南下的真正原因,只是说,二女儿在上海读书,很想去沪上团聚,住上一段时间;而且那里离普陀山近,他研究佛学多年,还想去那里烧香朝拜,“适蒋派员希望过京时一谈,蒋系余之学生,余当然可以见他谈谈。”在钱新之的陪同下,段祺瑞坐火车抵浦口,再由浦口过江抵南京下关码头,蒋介石率众多文臣武将前往迎接,随后转乘火车前往上海。

   (照片均由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摘自文汇报20120615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