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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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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赛珍珠的“朱厄尔女校”

裴 伟

       一九三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一八九二-一九七三)在离开中国赴美国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深造之前,曾在上海有过一段特殊而短暂的求学经历。这是赛珍珠第一次在中国接受正式学校的教育,这段经历对赛珍珠一生的思想形成和创作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所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它又在哪里? 
 
  赛珍珠在上海

  关于赛珍珠的这段经历,国内有几种说法。较早的认为“她15岁寄宿于上海朱厄尔女校……第二年即离校”;有的说:“1908年赛珍珠被母亲先后送往庐山牯岭美国教会学校寄读3个月,上海英国教会办的微拉女校,寄读1年”;还有的说:“1909年,赛珍珠被母亲送往上海一所英国教会办的最新式的微拉女校寄读一年。其间,遵照朱厄尔校长的嘱咐,在济贫院教女孩缝衣、编织、绣花,担任一些慈善工作。”也有人提出:“在她17岁时,父亲送赛珍珠到一所外侨上海女童学校”。
  相对而言,美国学者彼德•康的《赛珍珠传》里有着更为详细的记叙:“赛珍珠在1909年秋天就作好入学准备,但她的父母决定她可以等到来年他俩再次回国探亲时一起走。为了尽量利用这当中的一年,赛珍珠被送到上海的朱威尔小姐女校。这儿曾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英语学校,但现已破败,威望日减。从第一天起,赛珍珠就厌恶这个地方。她一到就被引入一间阴暗的会客室,她坐在那儿,想起了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朱威尔小姐亲自会见了她。她已经上了年纪,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正反映了她一度引以为荣的成就的褪色。总的说来,那里的老师水平不错但枯燥呆板,学生思维狭隘,丧失了一切学术上的好奇心。另外,赛珍珠的基督教观念已相当平淡,那里的师生特有的原教旨主义高调使她感到不舒服……赛珍珠回家过春节后,她母亲认为这个学校不管怎样,没能提供一个适当的环境,于是赛珍珠没再返校。”
  彼德•康撰写的传记是依据赛珍珠自传和相关档案撰写的,可信度较高。
  因此看赛珍珠在上海求学的时间应是:1909年秋至1910年春节前(1910年2月10日为春节),约5个月,上文所提“微拉”“朱厄尔”“朱威尔”(Jewell)是音译差异。
  赛珍珠1954年出版自传《我的中国世界》,她对这段难忘的上海求学经历,有过这样的回忆——
  就这样,在我回家上大学以前,发生了这段插曲。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我确实还太小,因为西方学校里开设的课程都是由母亲一个人教我的,然而,这一年又不能虚度,现在是1909年,而父亲要到1910年才能回国休假。我也认为,母亲感到还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一所大学上学,即使留在自己的祖国也不行。
  这一次,我要去的是朱厄尔小姐在上海办的学校。那是一所最新式的学校,恐怕是沿海地区为白人孩子创建的最好的学校。

  朱厄尔女校印象

  据说,这所学校在一座用坚固的灰砖砌成的阴森森的大楼里。
  赛珍珠回忆:除了在伦敦,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楼房——看上去它能万世不倒。从前门进楼便步入了一楼客厅。在我入校的那一天,我和母亲坐在客厅里等着见朱厄尔小姐。环视这个色调灰暗的客厅时,《尼克拉斯•尼克尔贝》一书所渲染的沉闷气氛便笼罩住了我。窗户的一半低于外边街道路基,上边密密麻麻地安着防盗钢筋。这样做尽管合情合理,但整个房间给我的印象却越发阴森可怕了。《圣经》中的引语,被装在黑橡木做的框子里,挂在惨白的墙壁上。乱七八糟的家具,什么样式都有。黑木壁炉下小小的英国式的炉架里,煤火冒着青烟,因为火上很小心地压上了一些煤炭,以防火旺。
  对校长朱厄尔小姐的特征,赛珍珠说她“出身于傲慢和缺乏情感的新英格兰家庭”“不属于哪个教派”,并有许多详细生动的描述——她长着白头发,黑眼睛,身穿拖着地板的黑旗袍,进屋时无声无息。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她总是穿着一双软底布鞋,这是因为她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去,也因为她脚上长着鸡眼疼痛难忍。“她已经不年轻了。多年来,她自己一直担任校长,独自支撑这个摊子”。在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这位校长“她很内秀”。“既不同于为人爽快的父母,又不同于我那些热情善良的中国朋友”。
  尽管赛珍珠坦承“朱厄尔小姐治校严格,所聘教师都出类拔萃”,师资装备不错,如“音乐老师是个身材瘦小的苏格兰女子”“几何老师也是女的。她肤色较深,感情丰富,直到她去世多年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她讲的东西”。还有一位拉丁语教师,后来成了美国作家约翰•伊斯比的母亲。但由于赛珍珠在母亲的教导下和在镇江女子学校接受了中学教育,已经有了扎实良好的文化基础,所以她学得很轻松,在有些学科上遥遥领先,而在遇到拉丁语法和数学中技术特性较强的问题时,她又不能耐心听讲,所以在课堂上,总是个坐不住的“小学生”,以至于有些厌学了——“我一生中第一次对教科书不感兴趣了。我发现,自己不喜欢课堂学习,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母亲敏捷的思维和形象的教学。”

  不寻常的一年

  她晚年回忆起朱厄尔女校说——“我在朱厄尔小姐的学校里度过的一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所学校给我的影响不大,却为我打开了一个奇怪而人性各异的隐秘世界”。“我学到的够多了。——短短的一年里,我了解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上海的贫民,新英格兰的女人,我的女校长,还有我的老师们。”
  更重要的是,根据朱厄尔校长的安排,赛珍珠到“希望门”和白人妇女济贫院做志愿者,成为她一生从事慈善事业的开始。
  在收容中国各地因受虐而逃到上海的女仆的希望门,赛珍珠“看到了人生,当然是亚洲生活的另一面。由于我讲汉语像讲本族语一样自如,女仆们可以无拘无束地把她们的情况讲给我听”,“我同情中国女奴,因为她们并不甘心沉沦”。赛珍珠说“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从睡梦中醒来,思考这些年轻女子给我讲的那些事情。我边想边流泪。世上竟有这等恶劣之事。”在收容外国女子的济贫院——“有生第一次看到我的同胞、我的女同胞,在遭受贫困,被疾病和孤独折磨得死去活来”。令赛珍珠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这些来自英,法、德、美、比利时等西方国家的妇女,怎么也会走上这条绝路,怎样步入泥淖的呢?有何良策拯救她们呢?这些成为赛珍珠成年后投身女权运动的导因。

  初识远东大都会

  尽管赛珍珠幼年因躲避“义和团”运动而在上海有过几个月“难民”经历,但她只是和母、妹在静安寺路附近一个教会大院中住了几个月,所以那些日子并没有让她对上海有真正的了解。而在朱厄尔学校读书的时代,当时的上海,已经开埠66年,华洋杂陈,是列强冒险家的乐园,俨然是远东的一大都会。赛珍珠说:“我作为一个过于敏感、太爱观察的少女,就要从阴郁的寄宿学校的窗口来看上海了,我觉得它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我那时得知,上海像大多数城市一样,是把许多小城囊括一起而成的。我对上海的了解,完全来自我在上海的经历。”
  这次赛珍珠在上海读书对“十里洋场”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形成对上海的梦境般的回忆。她曾这样记录到:
  在朱厄尔小姐学校里,我常常彻夜不眠,听到街上,晚归的人力车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行人匆忙行走,脚步沙沙。我还听到人们的喊声,有时是女孩子的笑声或一个男子用英语向人亲切告别的声音。深夜醒来,我便听到布鞋走在便道上发出的沙沙声。不知这些人要走向何方,为何总不回家,却在外面走啊,走啊。
  诚如彼德•康所云“学校的寄宿生活使她看到了上海最优和最劣的部分。这一系列体验将在她的一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朱厄尔学校究竟在哪儿

  上海美童公学的前身之一有一英文为“吉威尔私立学校” (Jewell Miss School)。《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11月中收有查尔斯•L•波因顿(时任上海美童公学校长)的回忆文章。他介绍,创立这样一所学校的最初想法萌生于1896年。当时,由于C•N•卡德威尔牧师,H•W•波恩博士和爱德华•伊文斯在为来华传教士的孩子创建一所学校的努力没能获得传教委员会的支持,于是他们转而共同出资,聘请了一位老师为他们的孩子授课。这位老师就是伊文斯夫人的妹妹玛莎•W•吉威尔。她亲自任教,并以此为开端,逐步演变成为吉威尔私立学校。这所学校一直到1922年仍然在虹口昆山路上,由海伦•F•迪波恩女士和她的同事管理。由于吉威尔私立学校的成功,曾经好一段时间,建立一所教会性质的联合学校的想法在上海美国侨民中休眠了好多年,但却并没有消失。时不时地,北美外国宗教事务委员会会在其工作报告中提及此事。1912年4月25日,美国南长老会承诺拨款2500美元。理事会通过了在虹口四川北路建立美童公学的决定。因为当时有相当多的传教士家庭有学龄儿童,他们看中了四川北路这边便宜的租金和毗邻快速发展的“虹口娱乐圈”的优势,因而搬迁至此。1911年辛亥革命又使大量原来居住在南市老城的传教士涌入虹口,他们带着他们的子女和迫切的入学愿望,给吉威尔私立学校带来了极大的入学压力,入学率到达了历史上的最高点:百分之一百二十。
  许多人焦急地等待着老校与新校的合并,并展开了一系列协商,但最终没有达到目的。原因是创办老校的吉威尔是一位传奇般的女性,她不接受任何人的指示,也没有任何合同约束,只是为了办学事业的成功。但她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慷慨大度并乐于提供帮助的人,她将创办经营学校的经验倾囊相授。同时还让手下的教员接受新学校的聘用。她们是J•M•爱斯培夫人和她的姨妈詹妮特•罗斯布鲁克。J•M•爱斯培是一位在南门北长老会里从事教育工作的牧师,那一年,他所在的教会让他在休假前就放下所有的工作,去充任新校的校长。在他的努力下,前一年冬天被基督教青年会当作语言学校使用的两幢房子被租借过来,部分的家具和设备也同时租用,又从吉威尔女士那里购置了部分课桌椅,终于在1912年9月17日,新学校正式开学。第一学期招收的学生数是40名,年内又增至68名。在以后十年里,差不多所有在沪美国儿童都在这两校接受教育。
  不难看出,学校创办人“吉威尔”就是“朱厄尔”。学校属英国人私人办学,也隶属于教会。且后来借基督教青年会语言学校房子办学的美国侨民子女学校在“1912年9月17日正式开学”,与赛珍珠自传中“一两年后,又一所美国学校成立。比我小的白人孩子,主要是美国儿童,都到那儿去上学,为将来到美国生活做准备。该校不同于朱厄尔小姐的学校,比朱小姐的学校好多了——至少我在那儿上学的后期是如此”的回忆完全吻合。
  “朱厄尔学校”的旧址,在昆山路今景灵堂西侧。这一带原为上海开埠后欧美人士较早侨居的地段,外国教会势力比较集中,市政建设较好,颇有西洋风味。这就是赛珍珠旅沪求学时所处的环境。这位未来的著名女作家正是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寄宿制求学生活,学习高中的某些课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每逢礼拜天由校长朱威尔小姐带领到教堂参加基督教祈祷仪式,并与老师和学友们一起到慈善机构“希望之门”做志愿者工作,把她从母亲那里学来的缝纫、刺绣技能教给中国一些被压迫的妇女,从而对上海的种种情状有所体察和了解。嗣后,她从这里伸展开飞回美国升学和发展的双翅。
  如果联系学校创办人之一爱德华•伊文思传教士的生平,他1889年到上海传教在虹口开办了公司,兼在上海传教士公所和商务印书馆任职。伊文思在庐山牯岭也拥有别墅,代售供教会学校用的英美各国教科书与赛珍珠的家庭也似有往来。由此看来,赛珍珠在华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后一站是私立朱厄尔小姐学校,这是英国传教士委托朱厄尔小姐在上海租界创办的面向美国、英国侨民子女的学校后来演变为上海美童公学。

      转载自《新民晚报》2009年12月27日B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