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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的共享—中国博协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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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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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遗踪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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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遗踪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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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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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年掠影(1840s-194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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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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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51年伦敦世博会全景画
  • 胡宝芳
  • 2013-11-28

200511月中旬,上海博物馆一位同行在英国伦敦文物市场发现一幅1851年伦敦世博会(又称为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全景画。1851年伦敦世博会是举世公认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有文字纪录,中国商品曾参加了1851年伦敦水晶宫内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并获奖;2010年中国上海又将举办世界博览会。因此,第一届世博会全景画的出现引起了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有关领导的重视。在上海文馆会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下,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了这件珍贵的文物。这幅世博会全景画为卷轴,纸质。卷首外表呈黑色,刻有皇冠及英文伦敦新闻画报,万国工业博览会全景画字样。此画为英国老牌画报《伦敦新闻画报》(创刊于1842年)社为纪念伦敦世界博览会而创作的一副作品。该画总长674,宽0.28。画面基本保存完好,只有少数地方略有破损和折痕。展开来看,卷首为博览会期间观众人数统计图表,其他部分是水晶宫内各展馆的场景及展品简介。该画是采用十九世纪西方盛行的木口木刻技术印制的木版画。采用这种技术制作的画具有照片的效果。不过,由于使用的木范较多,因此画面拼接痕迹比较明显。尽管如此,采用十九世纪非常流行的全景画技术完成的这一作品比较完整地展现了第一届世博会的情景,备受文物、收藏界的关注。这幅画对不同国家、不同层次的人来说价值和意义迥异。对中国人来说,此画是中国参加第一届世博会的重要物证。此画喷泉左上部分有一个展室,展室上方一块小匾上清楚地标示着CHINA字样。这部分就是博览会期间中国展室的展览画面。从画面来看,中国展室位于水晶宫侧廊,左边是突尼斯展室,右边靠近水晶宫KENSINTON路入口。中国展室所占的面积很小,无法与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相比,规模接近突尼斯、巴西、罗马等国展览面积。中国展室中展品的数量和品种不多。画面下方的两行英文简要介绍了中国展室的展品:广口大对瓶、穿官装的中国官员像、青铜器、丘比特与普赛克、安德络墨达、中国瓷器、屏风、椅子、象牙雕刻、青铜器、大理石群像等。显然,画面显示的只是展室中的大件展品。事实上,据 1852年伦敦出版的《万国工业博览会评委会关于30类展品的评审报告》记载,当时中国展室的展品还包括:上海荣记行的丝绸样品、景德镇制瓷原料、植物蜡、棉花、木材、翡翠制品、硬煤和珍珠雕刻、蜡烛、蜜饯、雨伞、拐杖、茶叶、文具箱等。从画面展示的内容看来,中国展览给人的感觉有点不伦不类。室内悬挂的宫灯与展室右侧摆放的大理石雕像很不协调。裸体的大理石雕塑根本就不符合中国的社会伦理规范。展室中间摆放的一个中国官员像显得突兀而盲目。究竟是谁提供了中国展室的展品?展室的展览又是谁负责筹划的?了解中国展览筹备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这幅画中的中国展览。上海科技出版社2003年出版曾出版了上海图书馆主编的《中国与世博历史纪录(1851-1940)》一书,该书是目前研究中国与第一届博览会渊源的最新成果。这本书第54页这样写道:当时驻华的英国外交部门和商人们都得到了来自国内的指令,尽可能促使中国出席这次世博会。据资料显示,当时他们向清政府的两广总督提出了在博览会上进行合作的建议,但是遭到了拒绝。尽管如此,英国人并没有放弃努力。18506月和7月,一些在华的英国政界、商界人士分别在香港和广州两处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促使中国商品到伦敦世博会展出的事宜。。。。会议的组织者是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他们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据文献记载,当时在华的英国官员和商人们的确组织了相当多的中国商品赴伦敦参展。。。。。。中国官方没有参与第一届世博会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毕竟在当时的中国,外忧内患,清政府根本无暇关注此事。而且,当时中国官员对外面的世界还很陌生。19世纪50年代,当英、法等国根据国际惯例提出与中国互派驻外使节时,清政府视之为洪水猛兽。拒绝外国使节入京、津两地的文书充斥清政府的外交文书。派人出国这一概念尚未进入清政府的议事日程。直到1866年,清朝才以官方名义派出第一批考察团,出访法、英、意、俄、荷兰、丹麦、比利时等10国。法国、俄国等将博览会视为展示本国实力的大好机会,举全国之力派出豪华阵容参展;而大清政府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英国方面的邀请,并未将此事上报清政府中央有关部门。倒是当时停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一艘中国广船耆英号上的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去参观了世博会,并被误认为是中国亲王受到了隆重礼遇。1851719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刊登了一封英国来信,讲述了中国亲王参观展览的情形。(不过,报纸在刊登此信的同时表示严重怀疑,并希望读者不要轻信。)亲王之说连在华的英国人都不相信。在人臣无外交的清代社会,亲王出国办理外交不可能没留下任何记载。根据清朝故宫外交档案编写的道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及后来的《补编》和《清史稿》均无中国派官员参加1851年世博会的任何文字记载。 事实是,185067月份英国官员和商人们为筹备中国展开过两次会议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筹展。但英国的筹备会认为应该由中国政府、商人出面组织参加,不应该由外国机构和代理来代表中国人来参加世界博览会。18501214《北华捷报》报道,广州成立的委员会突然停止工作。18501221《北华捷报》刊登消息说,本报呼吁上海商界为博览会选送展品已经很久了,但只有英、法、美三国领事和少数商人响应,大多数人对此漠不关心,以致无法为此专门召开一个会议。为了鼓励和促使上海的商人们参加伦敦世博会,《北华捷报》特地以大量篇幅列举出可供参展的大量物品。但响应者依旧寥寥无几。翻遍1850-1851年间的重要史料《北华捷报》、《中国丛报》及《筹办夷务始末》等,都没发现在中国的任何机构或个人出面组织中国商品参加世博会的历史资料。从《1851年英国伦敦世博会评委会关于中国参展展品评语》一文来看,中国展室的展品是由居住在中国的英美人士及英国本土的收藏家陆续提供的。蜡烛由可敬的东印度公司从北京送来;里普莱先生专门为本次博览会在广东搜集的中国茶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雕刻奇特的竹制拐杖的提供者卡朋特先生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位美国传教士。在博览会展出的扇子样品不是直接来自中国的制造商,而是由三个英国的参展商所提供。中国参展商品的来源大概曾有人向维多利亚女王介绍过。英国女王日记记载,由于从中国送来的展品太少,为了充实中国展览,筹备委员会只得从英国收藏家手中借一些中国的物品;来充实展览。在上海图书馆为世博会专门辟出的一个阅览室内,笔者看到了世博局捐赠给上海市的一本著作THE GREAT EXHIBITIONJOHN R DAVIS 著, 1999年出版) 。该书第105页写道:但是,由于缺乏中国政府的合作,中国的陈列是由爱德加包令(Edgar Bowring)组织完成的。爱德加包令是英国贸易委员会的一名官员,也是英国世博会筹备委员会秘书。他的父亲约翰包令19世纪40年代是英国驻中国广州领事,50年代出任英国驻华公使兼英国驻华商务监督。通过他父亲,爱德加包令与在华的英国商人建立了牢固的关系。他出面请在华的英国商人以及他们在伦敦的联系人筹划世博会中的中国展览。英国人积极地将中国物品放在展览会上展览,并不是处于什么仁爱之心。他们只不过想让欧洲观众通过观看中国的展品来了解中国,尤其是吸引英国社会各界对拥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丰富资源的中国的重视。这与英国商人1850年在上海创办《北华捷报》向英国国内宣传中国情况的意图完全一致。DAVIS 先生在其著作中直截了当地讲道:展览中没有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声音,殖民地的展览几乎都由殖民者所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让欧洲人了解殖民地的物产和资源。英国人是根据英国的商业利益而不是中国本身的状况来布置中国展览的。由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没有亲自参与第一届世博会中中国展览的筹备工作,急于掠夺中国富饶资源的英国商界人士便越俎代庖,在第一届世博会上推出了一个不中不西的中国展览。这就是我们在这幅万国博览会全景画中看到的中国展览。这幅画给我们留下了中国参加第一届世博会的珍贵历史纪录;同时反映出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在对外交流方面被动、落伍的窘态,以及部分西方列强开发、掠夺中国资源的急切心理。认真解读画面背后的历史对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上海百年掠影(1840s-1940s)